天主教葬礼的功能-宁波墓园

礼仪的功能不仅是作为转化死者的媒介，而且还是增强社会群体凝聚力的工具。 杨庆堃在有关中国宗教的研究中指出，中国传统丧葬仪式最为重要的功能之一，是重申家族群体的凝聚与团结。(在中国天主教仪式指南中，家庭内部的角色——孝 子——被清楚地加以肯定。“孝子”是表演特定礼仪活动的一个特殊群体。当孝子履行他们的特定礼仪角色时，仪式就具备了一种凝聚家族近亲成员之间情感联系的 巨大力量。

这种对团结与凝聚的强调，是以某些特定的礼仪活动作为媒介的。一个例子是礼仪性的哭泣，这在许多文化中都很普遍。不管哭泣是否出于真心，它都是一种群体凝 聚与团结的证明，是一种对失去了一位群体成员表示关心的方式。根据参与者社会地位或者角色的不同，这种礼仪性的哀哭重建或者创造出一种新的情感联系。那些 不哭的人，会被家族成员当成不仅是对死者，而且是对这个群体不忠。欧洲描述中国丧葬仪式的文献，经常会明确提到作为这些仪式的一项重要特征的号哭，还指出 偶尔的过度哀伤， 有时还将士绅“虚伪的眼泪”与中国天主教徒“真诚的泪水”进行对比。《临丧出殡仪式》也提到了哭泣。它被当作一种明确的礼仪，在和中被称作“举哀之礼”。 例如，孝子要带领家中人号哭举哀。文本a规定哭泣应该“宜节不宜过伤”。天主教团体成员等外来吊唁者，也要这样举哀。在欧洲，哭泣也是葬礼的一部分；但指 南中提到的举哀之“礼”，欧洲指定性中是没有的，这一事实说明了哀哭在中国被赋予的特殊重要意义。

　　杨庆堃进一步指出，家族群体得以巩固，不单是通过守丧者展示性的举动，还通过重申与亲族之外更广的社会圈子的关系，以及重新证明家族在社会中的地位。这是 巩固遇丧家族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一种努力。《临丧出殡仪式》显示，履行这种职能的礼仪活动，在向亲戚们发出讣文的那一刻就开始了：讣文不仅向他们通知丧 事，还邀请他们参加送葬和丧宴。对亲友的招集，以及招来的亲友群体的规模，显示了这个家族的社会和经济地位。这种社会功能还在三七那天组织的宴会，以及七 七之日孝子出街谢客中表现出来。指南是一份关于仪式程序的文本，因此较少关注诸如赴宴、备办食物和社会交际之类的活动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招待客人不是葬礼的 一个重要方面。另一种重申家族地位的方式，是在送葬仪式中对家族财富和影响力的展示。

群体的凝聚力不仅影响到家族，而且涉及天主教团体。在传统中国葬礼中，庞大的专家（司仪、乐师、抬棺者、僧侣）和非专家团体，参与者人数众多。然而非常重 要的是，在《临丧出殡仪式》中天主教团体是作为一个集体而被提及的。一项主要的特殊任务——念诵某些特定的祷文，把天主教团体自身与死者家族，以及亲戚群 体区分开来。在某些地点不允许表演某些仪式，通过这种做法，天主教团体也将自己和其他群体区分开来。

　　在前文中，耶稣会中国教团早期对葬礼仪式的描述，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：中国天主教丧葬礼仪的发展，以某些欧洲和中国仪式的并行 （juxtaposition）为特征，它们之间没有太多的相互影响。然而1685年起草于广东的这本《临丧出殡仪式》显示，最晚在那个时候，一种新的丧 葬礼仪被从“中国的”和“天主教的”葬礼传统中创造出来，它们在同一个仪式过程中交织在了一起，虽然仪式的某些部分，在时间或者地点上可能分头进行。这个 结果可以形象地比作植物的嫁接。新元素、扦枝（欧洲葬礼仪式），被嫁接到了一种事先存在的稳定环境或者树干（中国葬礼）上。在新的中国天主教葬礼中，中国 葬礼的基本框架被保留下来，并成为新元素生长的基干。新嫁接过来的礼仪，与欧洲天主教本来的传统并不相同；在中国，它们经过改造，被纳入到以大殓、吊唁和 安葬为主要环节的中国框架中来。在新创的中国天主教葬礼中，死亡和安葬的时间间隔不再像欧洲那样短暂，而是和当地传统一样较为漫长；尸体现在也被放进密闭 的棺材里。葬礼仪式的主要参与者，是家庭成员和天主教团体，而不是神父。欧洲的墓地靠近教堂，与此不同，中国天主教徒的墓地是在城市或者村镇之外，而且遗 体伴随着一场精心准备的送葬仪式运往墓地。但扦枝、新元素也给原来的基干带来了一些变化：天主教团体的仪式扩充了中国的家礼。中国天主教葬礼的两项主要功 能，揭示了新的天主教元素对原有礼仪的影响：第一，死者通过家庭转变为祖先、通过天主教团体转变为诸圣团体中的一员；第二，加强了家族群体和天主教团体的 凝聚与团结。这种嫁接的一项区别明显的新特征是：在团体的礼仪活动中，语言的主导地位超过了行动。同样是通过嫁接，传教士们认识到，某些天主教元素可以公 开地展示。正如很难根据早期的外形来鉴别一株植物嫁接样本一样，这种新礼仪不能被排他性地称作“天主教的”或是“中国的”；它只能是“中国天主教的”。

　　另外，《临丧出殡仪式》还阐明了前面曾经涉及到的、这种相互交织的礼仪的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。结构性的变化——诸如围绕着大殓、吊唁和安葬等环节对天主教 礼仪的调整，证实了中国葬礼基本结构的地位。因为即便是在与欧洲礼仪接触之后，这种基本结构仍被保留了下来。另一个方面是制度性的组织。指南展示了地方天 主教团体所扮演的主要角色，以及会长的特殊角色（这些角色也能从对负责葬礼的天主教徒组织的描述中找到）。在借鉴欧洲葬礼仪式时，似乎存在着一种选择：神 父的角色被保留下来但边缘化了，而世俗角色却被提升并且放大了。最后，在早期时代已经被注意到并被全部接受的那些具体的礼仪表达形式，现在以一种特定的方 式延续了下来。具体的礼仪被清楚地分配给不同的角色：有些只由孝子执行，有些分配给天主教团体成员执行，还有一些所有人都可以执行。

　　《临丧出殡仪式》清楚地揭示了团体的角色和团体中举行仪式的地点。试图通过葬礼来展示自己的天主教团体，似乎和中国宗教信仰具有某些共同本质特征，展现出 与其他团体（尤其是那些具有佛教、道教传统的团体）的类似之处，这一点非常明显。这样的团体可以被称作“有效礼仪的团体”（community of effective rituals）。在这样一个团体中，人们被组织在一起并团结成一个群体，群体的生活节奏共同受到某些特定礼仪调节。这些礼仪活动通常依据礼仪历法 （liturgical calendar）来安排，在天主教里依据的是天主教历法。传教士们将一种新的历法介绍到中国，这不只是提供了对时间进行中性划分的一些技术性方法。不管 是有意还是无意地，他们还挑战了礼仪生活自身的基础：自然的时间转化为一种文化框架、一种不仅从文化上（culturally）而且从礼仪上 （cultually）定义的时间。对礼拜天和其他天主教宗教节日（在此期间信徒们应该参加弥撒，并且预先斋戒准备）的引入，使得他们按照一种和具备有效 礼仪的佛教或道教团体不同的时间节奏来生活。这些活动可能未被有效地介绍到所有地方，但在这种礼仪的层面上，各处流动的传教士们与和尚、道士或者当地的萨 满展开了最为激烈的竞争，他们之间的差别经常被夸大。葬礼仪式不是按照日历举行的，它们发生得比较偶然，但即使在这种时候，天主教徒仍然必须尊重礼拜天和 其他节日。

　　《临丧出殡仪式》和天主教组织的会规显示，葬礼的组织依赖一个相对稳定的团体——在葬礼以外的其他时候也定期聚会。这些仪式不仅构建了一个群体，而且群体 的成员认为它们能够赋予意义并实现救赎，在这种意义上，这些仪式的举行是“有效的”（effective）。在和各种恐惧（对死亡和灾祸、魔鬼以及自然灾 难的恐惧）的全面对抗中，这些团体的成员相互支持；仪式的功效得到了证明，人们高兴地发现“它们有用”，这似乎是他们加入和维持这类团体的基本动机。

　　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，这些团体也展示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其他特征：它们很大程度上面向世俗，并由世俗信徒管理；虽然并未被明确地提到，妇女很有可能在念诵 祷文等仪式中担当传播礼仪的主要角色。这些团体也有依靠神父主持仪式的观念——他们只在举行弥撒时需要神父。团体所信仰的教义，被用一种简单的方式表达出 来；吟诵的祷文，清楚地传达出有关死后生活的信仰。团体成员都相信仪式的转化力量，因此在仪式中可以为死者代祷。所有这些特征都揭示了葬礼之时，天主教团 体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中国的环境。中国民众的信仰和礼仪塑造了普通人的生活，天主教的活动也用同样的方式提供了一套令人敬畏的仪式，它们是日常生活中救赎 的媒介。